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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继宏的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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潮州,潮州  

2011-10-02 20:30:58|  分类: 曹溪夜谈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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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时候,大约是上小学三四年级吧,因为身患痼疾,每隔一段时间,父母总要带我去府城的时钟楼看病。所谓府城,是早年潮州周边乡下人对其城区的尊称:自明洪武二年(1369年)置潮州府以降,那里一直是粤东地区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数百年的历史记忆深入人心,哪怕1949年后潮州变成粤东行署辖下的潮安县,人们还是习惯敬畏地称之为府城。而时钟楼,其实就是潮安人民医院,它占据了原先供奉圣母玛利亚的天主教堂。始建于1885年的天主教堂本有高达七层的钟楼,文革期间被以“破四旧”的名义拆除,但时钟楼这个俗称却保留了下来,并由医院继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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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家所在的小镇属揭阳县,和潮州隔着枫江,距府城只有十六公里。然而那是一个乡下小孩热衷于冲到马路中央猛嗅刚驶过汽车的尾气并觉得奇香无比的年代,要到府城去,若非骑自行车,便只能到设在省道1930线边上的小站,拦住自揭阳县城开往府城的班车——似乎是每天早、中、晚三班,我记不得了,只记得去的那天吃过早饭之后,父母会带我去等车。

或许是父母把时间掐得很准,又或许是幼小的我没有时间概念,反正每次等不多久,就能看到在两条由苦楝树、木棉树、凤凰树等交错组成的绿线之间,那辆班车沿着黑色的乌油路面,远远地自西向东慢慢驶来。班车照例是坐不满的,三座一排的铁架塑胶垫座椅,父母和我坐下正好,而我喜欢靠窗的位子。茂盛的树木、翠绿的稻田、偶尔的耕牛、稀疏的房屋迅速地进入玻璃窗,又迅速地退出。这些景观,和我从小成长的环境当然并无二致。然而当它们在班车之外流动起来,却让我觉得新奇而振奋。

依次路过有许多陶窑错落的凤塘和枫溪,班车会停在西河路的西车站。下车后当然是先去环城西路的时钟楼医院,但说来奇怪,看病是我去府城的主要目的,可是二十几年后的今天,我对反复多次的求诊过程的记忆竟然消磨殆尽,反倒是西湖公园门外美味可口的牛肉粿条、开元寺内面目狰狞的四大金刚和湘子桥上漆黑光亮的鉎牛,如同锚定在码头的小舟,任凭岁月长河的冲刷而岿然不动。

多次求医问药而病情毫无改善之后,我逐渐学会了如何与那种慢性病和平相处,父母也放弃徒劳的时钟楼之旅。于是有很长一段时间,我再也没有踏足那于幼年的我而言象征着古迹名胜和现代文明的府城,但是拜乡土教材之赐,潮州这个概念,在我脑海中居然日益丰富形象起来。

 

我从乡土教材和其他书籍上学到,潮州是“国家历史文化名城”,隋文帝开皇十一年(591年)改义安县为潮州,唐天宝元年(742年)改成潮阳郡,但不久之后的乾元元年(758年)又改回潮州,并沿用至今;潮州历史上最显赫的人物是韩昌黎,最驰名的物产是陶瓷,最独特的风俗是工夫茶。我还了解到,开元寺的香火已经延续了千余年,湘子桥是韩愈的侄子、也就是八仙过海中的韩湘子修建的,和赵州桥、洛阳桥、卢沟桥并称为中国四大名桥,以及其他许多令教材编写者引以为豪的东西。

等到上中学,我每年会去一两次潮州——“府城”这个称谓已经渐渐消失了。动因不是去看医生,而是去探望我的兄长:二哥在潮州一家汽车修配厂上班,三哥有段时间也在某家服装厂打工。那时两车道的乌油路变成四车道的水泥路,两旁生长多年的树木早已被连根拔起,而国营的班车也停开了,取而代之的是私人开的中巴:从早上六七点到夜幕降临,数不清有多少班,总之随时都有车坐,可是未必有空位,有时只能站着。

其时我已颇读了几本书,正是为赋新词强说愁的年岁,每次到潮州去,自不免要造作地装出几分怀古思幽的情怀。到湘子桥东的韩文公祠去,会刻意想起韩愈自长安至潮州途中的诗作,试图感受他的心境。唐宪宗元和十四年(819年),韩愈因谏迎佛骨,惹得宪宗龙颜大怒,将其贬为潮州刺史。自刑部侍郎的高位被谪为离长安万里之遥的蕞尔小吏,昌黎先生自然是不痛快的;他既留恋原来的生活,也对未知的潮州充满恐惧,一路上怨言不绝:“潮阳南去倍长沙,恋阙那堪又忆家。心讶愁来惟贮火,眼知别后自添花”(《次邓州界》)、“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贬潮阳路八千。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拥蓝关马不前”(《左迁至蓝关示侄孙湘》)、“不觉离家已五千,仍将衰病入泷船。潮阳未到吾能说,海气昏昏水拍天”(《题临泷寺》)。而登临金山北阁,则以为郑兰枝的题诗实在不配题在如此雄壮的山麓:北阁西倚金山,基座是壁立千仞的明代城墙;东望韩江,放眼有不舍昼夜的浩浩洪流。时至今日,我闭目遐思,仍能清楚地记得当年伫立其上,看着远处巍峨的凤凰山,近处秀丽的笔架峰,以及清澈的江水,往来的舟船,心底浩然而生的那种超脱爽朗的感觉。郑兰枝的诗格局既小,层次又乱,末尾两句“梵宫自是长明镜,照彻韩潮万象澄”更难逃挂脚韵之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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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最喜欢去的,是湘子桥。湘子桥当然不是韩湘子修的,它又名广济桥,始建于宋乾道七年(1171年),最初东段叫“济川桥”,西段为“丁公桥”,明宣德十年(1435年)更名“广济”。由于韩江宽达五百余米,水位既深,水流又急,当年没有水泥混凝土,更无沉箱技术,修成单纯的梁桥或拱桥几乎是不可能的。古代那些无名工匠用一个貌似简单的天才构想弥补了施工技术和材料的缺陷:两岸水浅之处立桥墩,渐次向江心靠拢,水流湍急处则以铁链锁住十八艘横放的梭船,梭船之间铺设木板,以浮桥的形式连通东西两端的拱桥。在中国的桥梁史上,集梁桥、拱桥和浮桥三种形态为一体的桥梁,只有这一座。

但我喜欢它,却并非由于这个原因。1958年,为了便于车辆通行,潮安县政府将江心的浮桥改为钢梁桥,我当初见到它时,那令它名载史册的特点早已不复存在,况且这种需要许多阅历和知识才能辨认的惊人之处,也并非一个乡下少年所能欣赏。我喜欢它,是因为桥的两边总是排满了各种各样的小摊,卖水果的、卖草药的、卖衣服的、卖小吃的、卖杂货的,甚至还有卖旧书的,各得其所,和熙熙攘攘的往来行人车辆一起,热热闹闹地上演一出伴随着小贩的吆喝、顾客的还价、单车的铃声、汽车的喇叭、江船的马达等乐章的市廛胜景。在久居闹市且已“屏除丝竹入中年”的如今,我对这种市井的喧嚣自是敬而远之,但那时却是觉得新奇至极,急切地东张西望,生怕漏掉了什么好玩的东西。

湘子桥西广济门内的东门街、下水门街、开元路、太平路也因此而拥有极大的吸引力。那一带是潮州旧城的核心区域,集中了众多的商铺和食肆。开元寺附近密集的香烛店和素菜馆我不感兴趣,各种日用篾器、工夫茶具我也不关心,那些色泽金黄的腐乳饼、香气扑鼻的蚝仔酪却能让我垂涎欲滴。东门街和太平路多的是饭店,肠粉、春饼、粿汁、油锥、韭菜粿、鼠壳粿……无不是令人食指大动的美味。可惜当年我只是个穷学生,囊中没有大快朵颐的充实,顶多只能花三五块钱,吃一份蚝仔酪解馋。

高考之后,我离开生活了十八年的故乡,去广州念大学。起初我完全没有想到,这一去,竟然会使“潮州”变成我的身份认同的标签。学校里的同学自动分为两类:外省的,本省的。而本省的又分为三个小类:说广府话的,说客家话的,说潮州话(或者潮汕话)的。当我在家乡的时候,一条宽不足三百米的枫江就足以将潮州和揭阳清楚地分开;但是到了广州,没有人在意我家离潮州旧城有十六公里之遥,也没有人在意潮汕地区是由汕头、潮州、揭阳、汕尾四个地级市组成。反正你原本说的是潮州话,你的身份属性就是潮汕人。于是在广州的四年,我慢慢把潮州纳入了家乡的范围——这意味着它不再是一个代表城市文明的异域。

但它先前在我心里崇高的形象却渐渐变得低微。我每年寒暑假回家,也还去潮州,动因跟先前相同,去探望我的兄长:二哥还在那里工作,三哥虽然离开了,和我同年高考的四哥却上了韩文公祠隔壁的韩山师范学院。和潮州相比,广州显然是更合格的现代城市文明代表。我记得上大学后第一次去潮州,竟然讶异于它的衰落和破败:街道太过狭小,有些路面铺着的居然还是青得发亮的石板;旧城区的房子显得太矮,而且颇有年久失修的颓唐迹象;沿江的明代城墙崩塌之处甚多,显见保护不力;而最讨厌的是蹲守在各处景点门外的车夫,遇到游客会尾随不休,纠缠着游客坐他们的三轮车……

我不知道,在通往现代文明的路上,是我走得太快,还是潮州走得太慢。我只知道,它已经变成了我的成长背景,帮助我在更广阔的世界中定义我自己。

 

也就是说,虽然作为物质文明的潮州不再是我向往的对象,但作为文化传统和生活方式的潮州是我认同的。大学毕业后,我就食沪上,近十年来,时常在旅途上奔波,见闻固然不能算广博,但所踏足的地方,却遍及大半个中国。我曾在初春的丽江眺望披着金色斜晖的皑皑的玉龙雪山,在盛夏的漠河凝视凌晨三点日出的清冽的黑龙江,在深秋的西安注目耸立千年的雄伟的大雁塔,在严冬的上海看见光影斑驳的安静的巨鹿路。于这些舟车劳顿中,我慢慢理解到,旅行的意义其实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的流动,而在于这些流动反复地证实,走过再多的路途,见过再多的风景,最让你感到安全和温暖的,依然是最初的故乡。

我早已习惯每天和我太太喝上几巡工夫茶,时常惦念白粥咸菜鱼饭和薄壳米的早餐,偶尔哼起潮剧《彩楼记》中优美的唱段,披阅古代诗词时遇到佳句会情不自禁地用潮州话念出来。这些日常生活的琐碎点滴,无不证明我从头到脚都是正宗的潮州人。但对于那个地理意义上的潮州,那个儿时的府城,我中间却有许多年没去过,主要是由于我终年漂泊在外、“还家反似寄,数日又长征”的缘故。

今年春天,那相随二十几年的顽疾终于恶化到我再也不想忍受;我决定听从医生的建议,通过开刀来彻底摆脱它。由于听说手术后有一段时间不能坐飞机,所以我赶在手术之前,先回了一趟家。因为想起童年到府城求医的往事,我在回家之前已计划好再去潮州看看。原本没有想到的是,这次旧地重游,竟然让我对潮州的印象大为改观。

从我家去潮州,四车道的水泥路已经变成双向六车道的沥青路——如同“府城”被遗忘那样,“乌油”这个词似乎太土,已经没什么人提起。沥青路的中央是一列起到隔离作用的花圃,种满了大头榕和应季的花卉;两旁也新植了各种行道树,虽然小,但总让人看到树荫有可能再像多年前那样茂密的希望。私人中巴仿佛呼应这些年的国进民退,是彻底停开了;政府运营的班车再度兴旺起来,每小时一班,都是配备豪华皮座椅的空调车。但我无缘体会这种公共交通的便利:毕业后一直在中学任教的四哥执意要开车载我和母亲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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潮州的变化也很大,沿江的城墙是彻底整修过了,原本城墙下面乱七八糟的棚屋、大排档等等变成了绿地。湘子桥也拆掉重建,依照清代古城图中的样式修旧如旧:两边桥墩上盖起了亭阁,江心恢复了十八梭船和木板组成的浮桥,那只雍正二年(1724年)铸成的鉎牛依旧镇在浮桥的西端。或许是因为门票毫无道理地高达五十元之故,我们去那天桥上游人很少,走在其上完全没有当年那种热闹的生活气息。但这种宁静的氛围有助于游客将注意力集中在周边的景色上,东边是秀丽的笔架峰和庄严的韩文公祠,南边可见到近处江心的凤凰洲和远处有龙湫宝塔美称的涸溪塔,西边是肃穆的城墙和广济门,北边是恒古不变的凤凰山和浩汤而下的韩江水,处身其间,很容易有置身于另一时空的恍惚。

更大的变化出现在太平路。据清代乾隆年间撰修的《潮州府志·卷八》记载,太平路上曾有四十七座旌表历代潮籍官员文人的牌坊,到1950年剩下十九座。次年“百岁乡宾”坊因失修倒塌,压死一名邮政工人;当时政府为了安全起见,将未倒的十八座全部拆除。2007年,潮州当局决定重现太平路的旧貌,潮州,潮州 - 李继宏 - 李继宏的博客于是整饬沿路商铺,使其恢复原有的明清风格,并重建见诸史书的四十七座牌坊。这些牌坊沿着不长的太平路一字排开,蔚为壮观,也显示潮州历来是人文鼎盛之地。韩愈治潮八月,其间驱赶为患百姓的鳄鱼,整顿久已荒废的州学,造福潮州甚多。有宋一代,潮州举人考中进士的有一百七十二人,而明代也达到一百六十人之多。那些刻着众多谀词的“状元坊”、“圣朝使相坊”、“四进士坊”、“三世尚书坊”现在当然没有道德上的优越,但作为历史的见证,它们和周边的屋宇相得益彰地营造出一种极其逼真的历史氛围,是值得去感受的。

也有没变的地方,比如开元寺,里面的香火一如既往地旺盛,两棵菩提树的繁茂也与昔日无二。从开元路到上西平路折右向北,沿路以精美绝伦的潮州木雕著名的己略黄公祠、保存了明初殿堂建筑原貌的学宫、堪称潮州民居模板的宋代许驸马府,无不是十余年前萧条的模样。但这些年来,我见过太多过度开发的名胜古迹,竟觉得这样的萧条或许才是它们本来应有的韵味。

 

这夜深人静的时分,回顾完我个人对潮州的情感纠葛之后,我竟不知如何收笔。思绪纷飞间,我忽然怀疑起自己因新近的游历而对潮州产生的好感来。我不知道下次再去,会有什么新的感想。但这或者正是潮州的魅力所在,因为一个值得重游的地方,必定要有新的感受带给旅人——是的,旅人,这是我这类颠沛者的命运:哪怕回到故乡,也无非是过客。但我释然,在历史的长河中,每个人都是过客,没有人能够永远地停留在一个地方。

 

2011-5-24 凌晨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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