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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惕村民自治的流氓化倾向  

2011-03-29 14:59:00|  分类: 曹溪夜谈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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载3月24日《时代周报·阅读周刊》

1982124,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其中第一百一十一条规定:“城市和农村按居民居住地区设立的居民委员会或者村民委员会是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这意味着当时已接近分崩离析的由人民公社和生产大队构成的农村治理制度正式走向破产的终点,随后中国的农村治理模式进入了一段长达近三十年、迄今尚未结束的调整转型期。

无论是当局还是学界,都把村民自治视为转型的方向,并逐步推进各项相关的法规和研究。1987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试行)》第一次将村民自治从《宪法》的条款细化为具体的法律,从那时候开始,村民自治制度可以说是确定下来了,尽管各地村委会的选举仍然受到乡镇政府或间接或直接的干预。

从理论上来讲,村民自治是诸多政治学者心目中的理想模式;但在实践中,村民自治未必符合广大农民的最佳利益。陈柏峰博士的新著《乡村江湖:两湖平原“混混”研究》用翔实的资料向读者证明了这一点。

 

《乡村江湖》其实是由年轻的陈柏峰的博士论文《乡村混混与农村社会灰色化》改写而成的,它主要分析了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以来乡村流氓群体的发展变化及其与社会经济环境的关系。作者采用的是人类学研究中常用的定性研究方法,以两湖平原的“楚江市”、“临湖市”、“临江县”作为主要考察地点,“还在华南的山湘县、华北的平豫县选点调研,以作为两湖平原农村的参照”(第23-24页)。不过上述这些地名都是作者虚构的,“楚江市”大概是湖南常德的石门县,“平豫县”大概是河南驻马店的平舆县,而“临江县”无论如何,都绝不可能是吉林白山的临江县。如果有人试图通过实地考察来验证《乡村江湖》中提到的人物和事迹,恐怕只有作者本人才能指明方向了。当然,读者首先要相信陈博士提到的这几个地名是某些真实地方的化名,才能对书中的内容做进一步的探讨。

陈柏峰认为,“乡村江湖”最早出现在20世纪80年代,而催生第一批农村“混混”的原因主要是社会体制的改变:人民公社制度和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路线的废除,使得农村劳动力的富余问题转变为“农民闲暇问题”(第60页),“处于青春期无事可做的‘无聊’年轻人,在寻找乐趣的过程中逐渐成就了那个时代的‘乡村江湖’”(第62页)。

第一代农村“混混”的主要行为特征是偷鸡摸狗、争勇斗狠、寻衅滋事,甚至非礼妇女和抢夺钱财,导致“乡村秩序非常混乱,人们的生活安全感不断下降,甚至到了当时心理难以承受的边缘”(第88页)。这种“严重的社会治安状况直接导致了1983年中央‘严打’政策的出台”(第92页),而“持续三年的‘严打’使1980年代的乡村江湖得以瓦解”(第96页)。

在作者看来,第一代农村“混混”的危害主要表现在社会治安方面,尚未改变农民的道德观念和人际交往规则,真正对农村社会产生极大冲击的是20世纪90年代出现的第二代“混混”。这些人不再像1980年代的“混混”那样注重虚名,他们依然有着严重的暴力倾向,但使用暴力的主要目的是“谋取实际利益”(第100页)。

由于这些人活动的地盘不外乎农村和乡镇,所以他们“一般都会寻求与周围的乡村干部保持较好的关系”(第126页)。这是一种相互利用的关系,一方面“混混”需要干部来当靠山,一方面干部在工作中也有倚仗“混混”的地方。总而言之,新一代的“混混”通过和干部、商人等权势阶层的勾结,肆无忌惮地侵占公共资源,用欺行霸市的手段得到非法收入,已经成为作者考察地区的普遍现象。

这种乡村江湖的兴起给农村的治安工作带来了很大的麻烦。人民公社制度瓦解之后,政府失去了直接控制村落的能力,单纯依靠乡村治安联防制度和农村线人制度,并不能实现对农村治安的有效管理。陈柏峰博士不无遗憾地指出:“尽管村民之间可能还相互熟悉,但熟人社会乡土逻辑已经受到冲击,村民之间的亲密关系发生了种种变化,熟人社会的秩序机制发生了变异,勤劳致富、劳动光荣的伦理观念日益瓦解,赤裸裸的暴力和利益有取而代之的势头,村庄社会的道德秩序难以维系。”(第271页)他将农村“混混”造成的这种变化称之为“农村社会灰色化”,并呼吁“遏制农村社会灰色化就是保卫村庄,而保卫村庄就是保卫社会!”(第273页)

 

平心而论,《乡村江湖》算是一本不错的社会学著作,作者占有的资料足够翔实,某些分析也显示出足够的理论修养。这对年轻的学者来说,是较为难能可贵的。但遗憾的是,陈柏峰尽管对“乡村混混”这一社会群体进行了历时性的社会学分析,考察时段自1980年代延续到近年,却忘记一条重要的社会学理论:一切社会现象都不是凭空出现的,而是有其特定的历史根源。就这本书涉及的主题而言,如果不用历史的眼光来看待这个问题,我们就很难理解,为什么在1980年代之前漫长的几千年里,中国农村社会并没有出现大规模的流氓群体。

正如众多农村研究专家指出的,中国传统乡村的治理模式是“礼治为主,礼法兼顾”。所谓“礼”,除了指儒家的道德规范之外,还有依托这种规范而形成的宗族内部规范和各种调节宗族间事务的乡规民约。也就是说,在传统的中国社会中,农民与农民之间并不互为个体;农民首先是宗族群体中的一员,他的行为受到“礼”的约束,但同时他的利益也在“礼”的庇护之下。在人口流动性极低的传统年代,扎根于儒家价值观的“礼治”很好地完成了协调农民之间的关系、维护农村地区安定的任务。

1949年之后的事情众所周知,在历年的政治运动(例如打击“地富反坏右”的四清和拆祠堂、焚族谱的除四旧)的荡涤之下,中国农村地区彻底地失去了“礼治”所需的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精神土壤和以宗族祠堂为架构的组织环境。广大农民被褫夺了原先的宗族身份,或自愿或被迫地成为人民公社的一分子,生产队取代了宗族,成为新的优先集体认同。与此同时,有活大家干、有饭大家吃的朴素共产主义观念则取代讲究孝道、中庸的儒家思想,成为新的意识形态。

问题在于,当那些出生于20世纪60年代、与传统礼治环境隔绝的农村人在进入青春期时,尚未将共产主义观念彻底内化的他们突然面临人民公社解体、大锅饭思想彻底破产的状况。迷茫的他们就像脱缰的野马,四处乱窜是他们本能的反应。他们之中那些较为莽撞、较容易冲动的成员很容易在各种因素的作用下成为陈柏峰笔下的“乡村混混”。

在改革开放的大旗之下,经济效益至上、“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逐渐成为主流的意识形态,并侵入了共产主义理想崩塌之后一片废墟的农村精神世界。于是唯利是图在农村地区完成了对共产主义的继替,就像共产主义数十年前取代儒家思想那样。所以我们可以看到,陈柏峰博士研究的第二代“混混”已经不再是漫无目的的流氓,而是明确地追求经济上的利益。

除了看不到历史因素的影响之外,陈柏峰也忽视了现行政策起到的作用。陈博士在《乡村江湖》中屡次提到当代农民的“原子化”。他用大量的例子向读者证明,当遭遇乡村“混混”时,现在的农民是无力抵抗的;但是他并没有分析内中的缘由。在我看来,造成这种现象最主要的原因,是计划生育政策的推行。这项政策的妥当与否不是我要谈论的,我想指出的是,它极大地降低了农民的社会交往网络复杂程度,进而极大地削弱了农民从亲戚、朋友构成的人脉中获得社会支持的力量。比起文革期间的拆祠堂、焚族谱,计划生育政策对乡村宗族造成了更大的、而且可以断言是不可逆转的伤害。

话又说回来,虽然《乡村江湖》有这些缺陷,而且也不仅有这些缺陷,它仍然具有很高的现实指导意义和政策参考价值。这部作品最值得引起当局关注的一点,是它指出了当前农村自治的流氓化倾向。作者用大量的篇幅向读者阐述,当前有越来越多的农村落入了“混混”的掌控之中,比如“楚江市沙桥村”(第126页),“荆门市尚武村”(第226页),“荆门市黄聂村”(第241页)。根据我个人长期的观察,陈博士并非危言耸听。

在农村自治成为改革方向的今天,如果不强化村委会选举和运作的民主监督,如果不重新确立传统“礼治为主、礼法兼顾”的制度,如果不提高农民的法制意识,那么我们几乎可以断言,农村自治必将滑向流氓化的深渊,而从中受益的将会是少数“混混”,而不是广大农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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