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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继宏的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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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志

 
 

在历史中失落的天使  

2008-08-14 22:08:51|  分类: 先睹为快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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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大利哲学家克罗齐在《作为自由故事的历史》(History as the Story of Liberty)中指出,“所有关于往事的历史判断都受到当前的需求和局势的制约,无论这些往事发生的年代多么久远。”这意味着每个世代都会对历史进行重写,而且这种重写将会随着世代的更迭而无穷尽地延续下去。克罗齐的著名论断“所有历史都是当代史”就是这么来的。换言之,在克罗齐看来,历史的本质是选择性的集体记忆,每代人根据他们的需求和所处的位置来决定历史的编排。由于这个原因,有些轰动一时并对后世产生巨大影响的陈年旧事往往会消失在不断被重写的历史当中,例如沙俄少女弗拉·萨苏里奇(Vera Zasulich)刺杀圣彼得堡总督事件。

1978年冬天,害羞的贵族少女弗拉·萨苏里奇走进了圣彼得堡总督的办公室,从她的披肩下面掏出左轮枪,直接射中了费多尔·特雷波夫将军。据她本人供认,此举是为某个曾经遭到总督严刑拷打的政治犯复仇。

官方以谋杀罪起诉弗拉,这桩“世纪大审判”广泛地引起了欧洲各地乃至美国人民的关注。在审判的第一天,大量的人涌进了法庭。俄国上流社会的贵妇人身穿最为时髦的服装,挤到法院见证这个年轻的复仇天使如何为自己辩护,以及将会遭到什么样的判罚。审判结束之后,弗拉变成了来自各个社会阶级的俄国人眼中的巾帼英雄,并被视为涌动的革命狂潮的代言人。陀思妥耶夫斯基(他目睹了这次审判)、屠格涅夫、恩格斯甚至奥斯卡·王尔德都曾写下有关这桩案件的文章。法庭做出了令人震惊的审判:弗拉被无罪释放;整个欧洲为之欢欣鼓舞,人们纷纷走上街头,奔走相告。随后移居瑞士的弗拉·萨苏里奇成为俄罗斯最著名的女恐怖主义者,激励了一整代的俄罗斯和欧洲革命者去拥抱暴力与牺牲。在她的影响之下,俄罗斯各地出现了一系列的行刺行动,开启了该国历史上的“刺客时代”。

然而,尽管此一历史事件为后来推翻沙皇俄国的十月革命奠下了基石,但百余年来,俄罗斯走过了沙皇和共产党执政时代,叶利钦已经去世,甚至连复兴俄罗斯的普京也已把总统的权力交给梅德韦杰夫,转任主管国内事务的总理,弗拉·萨苏里奇早已被埋没在历史的故纸堆中,直到这次安娜·席尔雅克(Ana Siljak)让她重新走进人们的视野。

安娜·席尔雅克是加拿大安大略省皇后大学历史系的教授,1997年在哈佛大学获得博士学位,曾先后执教于美国中部两大学术重镇西北大学和芝加哥大学。今年3月18日,潜心研究大革命前俄罗斯历史多年的席尔雅克在美国老牌出版社圣马丁出版了她的新作《复仇天使:“少女刺客”、圣彼得堡总督和俄罗斯的革命世界》(Angel of Vengeance: The “Girl Assassin”, the Governor of St. Petersburg, and Russia’s Revolutionary World);这本资料翔实、逻辑严密的历史学著作以弗拉·萨苏里奇的生平为主线,详尽地分析了弗拉的家庭背景、在她成长过程中俄罗斯流行的文学作品以及其中体现的各种社会思想,令人信服地展示了这个年幼丧父、被亲戚收养的贵族少女转变成为刺客的心路历程,同时也栩栩如生地描绘了大革命前俄罗斯的社会风貌,让读者能够清楚地理解布尔什维克起义前夜俄罗斯如何做好了意识形态和社会认同方面的准备,顺利地迎来了有史以来第一个共产党执政的国家。

尽管安娜·席尔雅克是训练有素的专业历史学家,她并没有用刻板的学术著作规范来撰写《复仇天使》,而是充分发挥丰富的想象力,合理地在枯燥的史实中添加了生动的细节,使得那些被尘封已久的历史人物活灵活现地重现在读者眼前。让我们来看看她是如何下笔的:

1878年1月23日夜里,几个好友不约而同地汇集在圣彼得堡日兹基大街上伊夫蒂奇·卡尔波夫那套三个卧室的小公寓。这套公寓装潢简单,透露出典型的流亡革命主义风格,屋子里只有几张破旧的椅子和几张木板床;卡尔波夫常常在这简陋的房间里招待朋友。随便哪天晚上都会有人来做客,大家喝喝茶,聊聊新闻,困了就在客厅的地板上和衣而睡。煤气炉上总是煮着食物,水壶里总是有沸腾的水。

然而,当天晚上,厨房里笼罩着抑郁的情绪。卡尔波夫的客人手握茶杯,围坐在饭桌边上,却无话可说。弗拉·萨苏里奇显得尤其落落寡欢。只有玛莎·科伦基纳一如既往地活泼,偶尔开个玩笑或者讲几句话,不过没有人搭理她。最后,为了驱散郁闷,,尼古拉·舍维雷夫为大家斟满啤酒,提议大家干杯,祝福弗拉和玛莎好运。所有人默默不语地碰了杯。

相信大多数读者看完这两段都会想起黄仁宇那本曾获美国国家图书奖提名、风靡大陆二十余载的《万历十五年》。确实,两者的笔法十分相似,乃至开篇的方式都是大同小异,但安娜·席尔雅克讲故事的能力显然比黄仁宇高出不止一筹。就赋予读者的阅读体验而言,《复仇天使》与其说是历史学著作,倒不如说是一本历史小说;然而与《达芬奇密码》之类错漏百出的历史小说相比,这本书的内容完全能够体现专业历史学者的严谨和渊博。

细心的读者将会发现,《复仇天使》中几乎每个段落结尾处都有一个尾注符号,标明安娜·席尔雅克撰写该段文字的史料来源。例如上引两段描述虽然看似小说家言,但实际上来自当事人卡尔波夫1919年所写的回忆弗拉的文章。作者大量地引用在当时有巨大影响的文学作品,包括屠格涅夫的《父与子》、克鲁泡特金的《俄罗斯文学的理想与现实》、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怎么办?》等,在结合相关的社会背景进行了分析,在弄清楚弗拉的心路历程之余,还完整地展示了十月革命之前俄国的各种改良或激进社会思想此消彼长的情况。

尤为难得的是,安娜·席尔雅克始终保持着专业历史学家所必需的冷静与反思。例如,在探究弗拉·萨苏里奇成长过程所处的生活环境时,她提到了俄罗斯的农奴制度。席尔雅克一方面肯定农奴制度的邪恶,引用史料指出曾经有个荒淫无度的贵族奸污了超过两百名女农奴,一方面又不忘提醒读者不要夸大这种制度的坏处:

和美国的黑奴不同,农奴往往通过一段遥远的距离被管理。拥有两处或者更多遥远村庄的地主并不少见。更为富裕的地主,尤其是那些拥有超过一百名农奴的地主,发现如果没有监工的协助,他们根本就无法管理自己的土地、将收成运送到集市和收取地租。因而,许多农奴过着相对不受主人控制的生活。就许多方面而言,他们的生活很像传统的农民。即使他们被卖掉,往往也是整个村子一起被出售,土地依然是完整的。农奴通常被允许管理他们自己的事务,处理内部的纠纷和分配耕作的田地。(原书第25页)

对于中国读者而言,《复仇天使》的意义不仅在于复活了曾经轰动欧美的“少女刺客”弗拉·萨苏里奇,更在于它能够让我们对影响了现代中国政治进程的俄国革命有更深刻的了解。众所周知,近代中国的思想家可以分为两派,一派是以胡适等为代表的英美资产阶级改良派,一派是以李大钊、瞿秋白等为代表的俄国无产阶级革命派。这两者孰优孰劣且不去论,但资产阶级改良派在中国遭遇了人格和政治的双重破产,而无产阶级革命派则胜利地夺取了政权。在中国共产党早期的政策与行动中,我们不难看到那些揭竿而起的革命者背后隐隐有弗拉·萨苏里奇的身影。

当然,撇开俄国革命和现代中国这层千丝万缕的关系,《复仇天使》本身流畅而引人的叙事和极高的学术质量也是值得中国读者玩味的。近年来中国出版市场上有不少历史类图书大行其道,遗憾的是诸如《品三国》、《玄奘西游记》等由大学教授写出来的作品,其学术含量和技术水准和《明朝那些事儿》差不多一样低劣。也许《复仇天使》将会像《万历十五年》那样经久不衰,让中国的读者领略到真正的通俗历史著作的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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