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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继宏的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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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翻译也需与时俱进  

2006-11-15 12:46:56|  分类: 曹溪夜谈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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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读到施康强先生的文章《文学翻译:后傅雷时代》(文汇报,2006年10月16日),文章对傅雷翻译和当今文学翻译多有真知灼见,读来受益匪浅。但施先生在文章末尾详细提到傅雷先生的翻译速度和所得报酬,并以此论证如今文学翻译水平低下乃是稿酬过低所致,则未免有胶柱鼓瑟之嫌。

关于傅雷的翻译速度,《傅雷谈翻译》(辽宁教育出版社,2005年3月,下同)第64页明确指出:“初稿每天译千字上下,第二次修改(初稿誊清后),一天也只能改三千余字,几等重译。……改稿誊清后,还得再改一次。”如此算来,施康强认为傅雷日译千字,虽失之于精确,也不能算错;然而他说如今文学翻译“一天的进度也就一千五百字左右”,实在是诳语。

翻译归根到底是一种生产活动,读过马克思著作的人都知道,生产活动和生产力受到生产工具的制约。生产工具的革新,会推动生产力的极大发展,这是不证自明的真理。而谈到作为生产活动的翻译,情况也是如此。那么,翻译的生产工具是什么呢?一般而言,翻译的生产工具包括原文材料、译文录入设备、译文载体、相关参考文献等。

在傅雷从事翻译的时代,原文材料通常是纸质印刷品,译文录入设备是笔,译文载体是纸,相关参考文献一般而言也是纸质印刷品。随着电子技术的兴起,如今的原文材料既有传统的纸质印刷品形式的书籍,也有数位形式的电子文档;译文录入设备以电脑为主;译文载体以电子文档为主;而众多工具书的电子化和互联网的蓬勃发展,更使相关参考文献迅速电子化。

生产工具的这种革新意味着什么呢?首先,译文录入速度大大提高。以笔者本人为例,用钢笔抄写文稿,每小时最多1200字;但改用电脑录入,每分钟高达140余字,速度比用笔提高了整整七倍有余。

其次,查阅文献更为方便。翻译中难免会碰到不认识的生字,这就需要查阅相关参考文献,所以查阅参考文献的便捷与否又会影响翻译的速度。傅雷曾经提到,“几个月来做翻译巴尔扎克《幻灭》三部曲的准备工作,七百五十余页原文,共有一千一百余生字”(《傅雷谈翻译》,第59页),光以生字而论,每翻译一页即需查阅参考文献将近两次。而传统的参考文献都是些大部头的工具书,查阅起来相当不便。笔者喜欢收集各国词典,其中Webster’s Encyclopedic Unabridged Dictionary of English Language(《足本韦氏百科英文词典》),厚达2230页;又如GRAN DICCIONARIO DE USO DEL ESPAÑOL ACTUAL(《当代西班牙文用法大词典》),亦是厚达2133页,查阅颇感麻烦。后来在工作用的电脑上安装了各种工具书的电子版,每查一个词所费时间不过两三秒,与翻阅词典动辄一两分钟自是不可同日而语。

再者,凡是认真的翻译,任凭水平再高,总难免会碰到查参考文献也无法解决的问题。这个时候,便要请教原作者或者学问高明的人了。傅雷翻译《幻灭》时,曾说“将来还有一大堆问题寄到巴黎去请教”(《傅雷谈翻译》,第59页)。按照当时的通信条件,信件一去一来,三个月就过去了。如今则要方便得多。笔者前一阵译耶鲁大学法学院副院长贾德·鲁本菲尔德教授的小说《谋杀的解析》,曾碰到一句话不得其解,无奈之下只好去email询问,次日即收到他的回信,可见如今的通信条件也有助于提高翻译速度。

那么,如今的翻译速度能有多快呢?实际上,翻译速度除了受限于翻译的生产工具之外,还跟译者本身的修养有关。根据翻译理论家罗格·贝尔(Roger T. Bell)的看法,理想的译者应该具备完善的双语能力,能够自如地理解原文(decoding source language)与组织译文(encoding target language)(见Translation and Translating: Theory and Practice,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第35-43页)。理想的笔译,应该像口译中的同声传译一样,看到原文马上就能转化为译文,这样一来,理论上的翻译速度就等同于译者的文字录入速度。换言之,如果一个理想译者的文字电脑录入速度为每分钟140字,那么他的翻译速度也应该这么快。

这是理想状态,实践中决没有译者能达到这个水平。因为语言涉及的知识面实在太广,别说阅读外文,就算阅读中文,也会碰到费解的字或者句子。比如学中文的人看到“三氧化二砷”这个词组,未必能瞬时反应过来这就是“白砒霜”。但我们很容易能够推断出,如果两个译者的修养相等,那么他们翻译速度的差异就等同于译文录入速度的差异。也就是说,在文字录入速度比傅雷时代提高了不止7倍的今天,即使扣除查阅工具书更加便捷的因素,如果傅雷生活在今天,他的翻译速度应该在每天7000字左右。

根据笔者的翻译经验,以及与某些同行的交流,如今一个使用电脑的熟练译者,翻译文学作品的速度应在每小时1000-1500字之间,视乎原文难易而定。笔者年前翻译阿富汗裔美籍作家卡勒德·胡塞尼的作品《追风筝的人》,全书电子文档统计字数共195190字,总共用了10天时间,即2006年元旦假期三天,以及随后七天的春节假期。每天从清晨7点开始翻译,至深夜12点方始睡觉,扣除买菜做饭吃饭洗澡等杂事所占时间,每天工作时长达15小时,平均每小时翻译将近1300字。而自今年4月至今,译者利用业余时间,先后译完《倒转地极》(电子文档统计字数208229)、《谋杀的解析》(电子文档统计字数241013)两书,以及The Year of Magical Thinking、In the Company of the Courtesan两书的部分篇章。翻译过程中测试过,翻译速度每小时峰值为1700余字,谷值为1000余字。

笔者2003年本科毕业于中山大学社会学系,学位不高,更非翻译专业或者外语专业科班出身,从事翻译时间也不长(第一本译著《维纳斯的诞生》于2005年5月出版),国内翻译界学问比我好、资历比我深的人不计其数,能达到此一翻译速度的译者自然也不少。当然,笔者自幼家境贫寒,性格较为坚韧,也远较常人能吃苦;一般译者未必愿意或能够每天持续工作15小时之久。如傅雷,“一天只花五六小时做翻译,其余三四小时自己用些功夫”(《傅雷谈翻译》,第51页)。以每天五小时计,即每小时能译200字;根据上面的折算,假如傅雷先生活在今天,每小时平均翻译速度为1400字,正好印证了笔者关于翻译速度的看法。

谈到翻译报酬,常见的说法是认为如今千字20-80元的稿酬(国家版权局《出版文字作品报酬规定》,1999年4月)太低,更有甚者如施康强等诸位先生,还将某些低质量的文学翻译作品归咎于此一标准。然而,这样的稿酬果真很低吗?

施康强的文章认为,“傅雷当年以稿费为惟一收入来源,日译千字足以保证他过相当优裕的生活”,并以此作为如今翻译稿酬过低的论据。这一看法流传甚广,可惜完全是错误的,根本是对历史和出版行业的无知。

实际上,直到1992年10月15日和30日,伯尔尼公约和世界版权公约(1971年巴黎文本)才分别在中国生效。换言之,在此时间之前,中国翻译出版外国文学作品,并不用支付原著著作权人版税。民国年间,以及建国后很长一段时间里,外国文学图书的译者均能从出版社拿到本来应该属于原著著作权人的版税。并且,早先由于文化事业没有如今发达,图书市场可供选择的品种不多,单一图书发行量远比现在要大,所以译者能拿到的报酬极高。再者,早些年我国外语人才较少,能胜任文学翻译的就更少了,这也是造成当时翻译稿酬畸高的原因。总而言之,傅雷当年的稿酬制度是不正常的,我们不能用畸高的标准来和当下版权保护制度完善、图书品种丰富以及单一发行量下降、外语人才众多的情况作比较。

正如上文已经指出的,翻译活动归根到底是一种生产劳动,而生产劳动的报酬,则取决于此种劳动所产生的价值。翻译稿酬也应该取决于译者的翻译劳动所带来的价值。下面就以目前国内外国文学作品的出版情况来考察翻译劳动的价值。

笔者自2005年8月起供职于国内最大的翻译出版社上海译文出版社,并于今年9月间调任世纪文景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内容总监。笔者自工作中了解到,目前国内出版的外国文学作品,印数多为5000册,首印10000册以上的极为罕见。就以一本20万汉字、定价25元、起印5000册的外国文学作品为标准,来谈谈翻译劳动的价值。

自伯尔尼公约和世界版权公约在中国生效之后,国内出版社翻译出版外文作品,均需支付原著著作权人版税,通常为7-10%。一本20万字、定价25元、印数5000册的图书,需要支付外方版税(以7%计)为8750元,印刷装订成本约为25000元,出版社间接管理成本约为18750元。如此一来,扣除翻译稿酬之后的成本为52500元。而目前国内的图书发行折扣为6折,退货率为10%(实际上大多数书籍远不止这个比例),出版社能从这本书得到的收入为67500元,减去成本等于15000元。也就是说,即使我们不考虑出版社的利润和资产折旧,翻译这本书的劳动价值最多也就是15000元,折合每千字75元。由此可见,在上述最理想的情况下,出版社发行一本印数5000册的外国文学图书,如果支付千字60元的翻译稿酬,利润将只有3000元,利润率只有可怜的5.7%。而译者所得(12000元)已经超过了原著著作权人所得(8750元)。施康强先生文中有引语说:“论事要平恕,喂耗子药,求千里足,岂有此理?”笔者在此颇想反问施先生一句:“论事要平恕,产耗子屎,求千金酬,岂有此理?”

我们不妨再从其他行业的薪酬来看翻译稿费高低。首先来看社会人均工资。上海人均工资在全国虽说不算最高,但也是属于较高的城市之一,2005年为26823元,也就是人均月薪为2235.25元。而从事文学作品翻译,按每小时1000字、每千字60元计算,平均每天工作8小时,每月工作22天,月税前收入可达10560元,年税前收入高达126720元。而根据《经理人》杂志的排行,位居2006年中国最佳MBA排行榜第5位的复旦大学管理学院毕业的MBA首份工作平均年收入为128600元。相比之下,文学翻译的报酬算是极高也不为过。

笔者这么说,并不是认为现行的翻译稿酬制度完美无缺。译文质量有高低,图书销售有好坏,不能一概而论。首先,翻译稿酬必须起到奖优惩劣的作用,而非不管稿件质量高低,统统千字60元。其次,需按图书销量付酬,而非无论卖1本还是100万本,统统付相同的稿酬。关于后面这一点,上海译文出版社就做得很好,该社采用的稿酬标准是基本稿酬加印数稿酬。基本稿酬为千字50-60元,印数稿酬为基本稿酬的百分之一乘以千册印数。也就是说,所译图书印数每增加十万册,译者所得稿酬就会增加一倍。在当前看来,这是最为完美的翻译稿酬制度,可以推广给国内各出版社采用。

施康强先生文中另有一观点,认为如今翻译稿酬太低,所以出不了精品,这也是笔者所无法苟同的。姑且不论如今翻译稿酬高低,文学翻译跟其他艺术创作一样,质量的高低是跟金钱没有关系的。众所周知,曹雪芹生前潦倒不堪,却创作出不朽巨著《红楼梦》;法国画家高更负债累累,其画作也是西方艺术宝库中的明珠。所谓“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任何有追求、有责任的译者,决不会以增加个人的经济收入为翻译目标。事实上,支撑笔者翻译的,除了不菲的收入外,更重要的是众多读者来信。笔者曾收到一位读者的来信,他说原来非常喜欢玩网络游戏,无心读书,后来看了拙译《追风筝的人》,决意痛改前非云云。笔者看了之后异常感动,自己翻译的作品,能给别人的生活带来力量,难道不正是译者最幸福的事情吗?

文学翻译是意义重大的文化事业,不但能增加国内读者的选择,更是丰富中华文化的必由之路。文学翻译事业的兴旺,需要的并非故玄其技以蒙读者、自艰其事以阻后学的先行者,而是与时俱进、坦诚相待的译界前辈。未知施康强先生等诸位以为然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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